上周的网络上，突发了两个新闻，都极具娱乐性。一是地产大亨王石与八零后演员田朴珺恋情曝光，长江商学院成为热门词汇；二是专栏作家冯唐离婚，网传因为中央电视台才女记者柴静。

尽管这两个新闻都是疑窦重重，但这都无关怀有深刻八卦精神的人们对此津津乐道，以至于其它一些具有爆炸性的新闻迅速消失在人们的眼界之中。在这个资讯极度爆炸的时代里，娱乐和对于严肃世界的消解成为常态，人们习惯性地狂欢于无意义的小宇宙中，淡漠这个国度和这个世界中尚存大量忧伤与沉重的事实。又或者说，当那些忧伤与沉痛的存在超出了自我掌握的范围之时，人们选择以娱乐的方式得以避难脆弱无助的心灵？

自然，当现存的苦难都可以视而不见的时候，我们历史上的那些更加惨烈与宏大的灾祸，也就更加轻易地失踪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惟有那些执着与严肃的人，才愿意去面对和挖掘这些与利益和快乐无关的忧伤和沉痛，例如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和戴晴的《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钱理群大约也属于这个不合时宜的人群。

我在多年前就已经在纸上结识了钱理群先生。他是我一个至交的老师，当年读他写给余杰的信的时候，心灵受到莫大的震撼。不过，因为他所热爱的鲁迅终究与我的精神有着一层隔膜，终于也没有下决心去读许多他的作品。

可是我在读《血是热的》的时候，方才知道我所曾经盲目尊崇的当代大师，原本乃是经过三昧真火所铸炼而成的。我们这些凡俗之人，往往遇着挫折，便觉得自己曾经历了别人难以企及的磨难，但是钱先生原是遭遇了大悲痛的，反而入定成就宽容慈悲的大德。他少年之时，国共决战，他父亲，中国现代农业先驱者钱天鹤携同三哥远赴台湾，而母亲则与许多哥姐一同滞留大陆，遭逢骨肉分离；在他成年之后好不容易进入北京大学，却被发配到遥远的贵州安顺，一呆十八年；改革开放后回到北大读研究生，做了自己梦想的老师，却处处受到阻滞，并且在八九年之后多次险遭驱逐。可以说，中国当代的悲剧与惨痛，在钱先生的身上刻画记号，无一遗漏。

然而，恰恰是这样的大悲伤，反而令钱先生得以在沉潜起伏的人生中珍视一切的美好与德行，修行出一副知行无碍的身躯。

在北大作为正式教师退休的最后一课中，钱先生说：“我也曾想，我在北大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大概是一只乌鸦，北大的一只乌鸦。……我希望成为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大的生态环境中有自己独立个性的一个独特的存在。”为什么是一只乌鸦？因为当北大，甚或整个国家只能容许一种鸟鸣，也就是喜鹊的存在的时候，只有乌鸦的声音才是振聋发聩的。

但是在一个喜鹊的国度里，做一只乌鸦是极其艰辛的事情。他的先师王瑶的文章《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读起来催人心肝。王瑶是那种原本有着大天赋，大才能和大志向，也对自己有着大期待的人，但是在历史的种种局限之中，终于也未能够如愿以偿，以至于虽然约束着自我，并且总是在学生面前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但他内心中终于是有着不甘的大失望、大寂寞与大悲痛。这种心中的热血沸腾与表面的压抑自制，几乎便是对生命的一种大摧残。然而，王先生却一再提醒钱理群要记住鲁迅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种看似传统型犬儒主义的思维中，却包含着中国式知识分子极大的勇气与智慧，在生存哲学与安身立命的风骨之中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