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人意料的，我们谈到了汪精卫。还一起背起他的那首《朝中措•》，他的记忆力惊人，断断续续、却完整地念出了每一句：“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栏杆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它作于1943年的南京，汪精卫已经60岁，心中满是疲惫与无奈，事态与他最初设想的不同，以为自己能够曲线救国，却沦为了千古罪人，而且毫无改变的希望。也在这时，他写出了一生中最精彩的诗句，作为政治人的汪精卫失败了，而作为诗人的汪精卫更为鲜明。

“刺杀摄政王的，做汉奸的，都是那是个汪精卫，他没变，但时代变了。”他翻着手里的蓝色封面的《双照楼诗词》，这是天地图书的最新版本，除了余英时的洋溢着同情的长序，每首诗词语还添加了详细的注释。

“从前别人送我一本台湾版的，没有注释，读得，现在这个明白多了”，他接着说，“他真是个诗人，感受很快也很深，他用自己的生命来做诗的，我读完这个才明白的。”

他又喝下一口啤酒。为了我到来，他准备了五罐健力士与半瓶五粮液，似乎它们不过就是咖啡与茶。这是四个月前的一个上午，在香港东九龙的一间十五平米左右的房间里，我和梁国雄面对面。

这房间与其说是一名56岁的立法会议员的家，不如说一名大学生宿舍。一条长沙发，一个茶几，两把椅子，一张单人床，一台冰箱，到处都堆放着书籍、报刊，墙壁上则是电影与唱片的海报。这些书的封面与名字，散发出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气息——精装的马克思列宁全集、商务印书馆的哲学丛书，绝大多数出版与七八十年代的中国。

他刚醒来，脸上带着倦意与轻微的浮肿，他的普通话迟缓、带着拖音。今天，他没穿切•格瓦拉的头像的T恤，身上黑T恤上印的是英文的“我们推翻了暴政，而且我们能再来一次”，这是“茉莉花革命”时的流行口号。

在香港，人人都认识他，很少有人叫他的本名。他是“长毛”，一束马尾长发总是批在后背。他带着这长发与切•格瓦拉的头像，出现在街头、地铁、兰桂坊的酒吧立法会中，与各式各样的抗议联系在一起，与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哲学联系在一起。不管，作为一位职业性的抗争者、还是立法会议员，他这一形象从未改变过。在一份旅游指南上，他与维港的夜景、镛记烧鹅、迪士尼乐园列在一起，被视作香港不容错过的景观。

但这个上午，除去一支接一支的香烟，一杯接一杯的酒精，他还语调迟缓却兴致勃勃的谈论着作为诗人的汪精卫以及中国文学传统——中国文字的象征性，文学与历史的纠缠关系。那些习惯于他的政治姿态的人可能忘记了，在立法会的发言中，他是一位诗词的狂热引用者，不管是在质疑特首选举、谈论社会公正、或是抨击北京的专制统治，他能引用到从王安石、郁达夫到罗伯特•弗洛斯特……

比起他的政治理论，他的文学趣味似乎与香港现实更为疏离。不过，他已经习惯被误解与简化。他总心仪那些悲剧性的人物，他们与自己时代彼此不容，他们卷入了政治，吸引他们的是伦理与审美，而不是现实权力。喜欢谈论生活的荒诞感，汪精卫的命运是荒诞的——刺杀者成了变节者。陈独秀是荒诞的——共产党的创建者被共产党开除与攻击。他的偶像切•格瓦拉也是荒诞的——谁能料到这个反资本主义的游击战士会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商标。当然，他自己也是荒诞的，街头运动者变成立法者，在这样一栋豪华的大楼中有了办公室，还有人为他的捣乱支付高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