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欧元区危机仍然占据着新闻热点，但许多欧洲公司还面临着另一个棘手问题：它们的董事会里有多少女性？这一问题早在欧元危机爆发之前便已引发不少争论，但直到2012年，它才从希望清单中转移到需要优先解决的事项清单中——欧盟专员维维安•雷丁(Viviane Reding)威胁，如企业不采取措施的话，将实施配额制度。

雷丁专员要求商学院提供它们认为适合进入企业董事会的女性名单。与此同时，为商界女性提供支持的复地基金会(Forté Foundation)于今年6月在美国启动了一项类似计划，要求哈佛(Harvard)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MIT Sloan)等33所顶尖商学院提供合格女性的名单。

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但为何进入企业顶层的女性少之又少？是否可将其归咎为商学院的门槛？一直以来，大多数注意力都集中在MBA课程女性学员偏少问题上。这一点没错：全日制MBA课程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学员为女性。

但下面才是我所不能理解的。针对年轻职业人士的课程，如面向21-22岁年轻人的管理硕士(MiM)课程，女性学员数量往往持平或高于男性。在英国《金融时报》的2012年排名中，上榜的70项课程中有25项女性学员不少于一半。以英国华威商学院(Warwick Business School)为例：约三分之二(73%)的MiM课程学员为女生，而在全日制MBA中这一比例仅为27%。

欧洲各地的数据也如出一辙。例如在巴黎高等商学院(HEC Paris)，女性占MiM课程学员的45%，占MBA学员的32%。在该商学院与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NYU Stern)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合作办学、吸引顶级高管的Trium EMBA课程中，女性学员比例为26%。

既然众多女性在完成本科或硕士课程后早早踏入商界，为何欧洲企业的董事会却罕见女性身影？企业董事会中的女性数量是不是正确的衡量标准？

既然商业与管理专业本科或硕士学位的半数获得者是女性，那么顶尖企业毕业生培训计划中所招收的女性比例是否也应该差不多？如果是这样，她们在初期培训后都去了哪里？

企业在员工升职方面是否做到了男女平等？同一公司、同样资历的25-29岁男性与女性薪酬是否相当？毕业生招聘人员是否了解这些数据，明白差异产生的原因？我对此表示怀疑。

但我们清楚的是，年轻女性管理者在职业生涯开始之时满腔热情，最后却极少有人能进入董事会——从热情到幻灭，这中间一定出了可怕的问题。

当然，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孩子，特别是德国或美国等国。德国女性每生一个孩子最多可享受三年产假，而美国的带薪产假几乎不存在，女性往往干脆辞职了之。在我看来，这个回答有些敷衍了事。当然一些女性会为了家庭放弃事业，但其他人呢？我不由得想，企业文化才是罪魁祸首。

去年我曾与纽约哥伦比亚商学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院长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交谈。他说，每当院办拟出一份全部是男性的教授聘用候选名单，他都会要求在名单中加入最适合的女性。现在，每次名单上都至少会有一名女教授。

企业主管在任命和提拔基层管理人员时，是否也应效仿商学院的这种做法？当然，商学院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一些方面，它们跟企业界一样糟糕，甚至更差。

尽管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响应雷丁专员呼吁，提供了2000位在其看来能够胜任企业董事职务的女性经理人和教授名单，但该学院董事会的144人中，只有20人是女性，仅占14%。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也有着类似的情况。斯隆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136名成员中，只有19人是女性（比例同为14%）。既然商学院的顾问委员会充斥着西装革履的男士，我想这些商学院的课堂上大抵也会如此。

译者/徐天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