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到处是Jingle Bells的歌声，红帽的圣诞老人在绿色的圣诞树旁左摇右晃。人们穿梭在商场里、街道上，带着节日的喜悦。这个节日与马厩里出生的男婴无关，它是消费者的狂欢。

12月末的广州并不冷，榕树枝叶繁茂，午后在珠江畔散步，感到阳光的温暖。对于我这常年的北京居民，这南方城市显得杂乱、粗陋与自由，一种边缘者才有的叛逆感。

我的脑中始终盘旋着另一个景象。21年前的此刻，一个青年乘坐火车从香港到这里。那时的广州仍灰头土脸，邓小平的新政策实行两年，即使作为变革桥头堡，广州也难以立刻摆脱窘境。倘若对比香港，它的命运则更令人感慨。几代香港人称它是“省城”，它才是一切繁华、美好生活的象征，相比而言，香港则不过是另一个县城。不过30年，中国共产党让一切都倒了过来。广州人充满羡慕、饥渴地看着香港的一切，从流行文化到物质生活。

不过，这个香港青年不属于那个潮流——开发大陆市场，在这里修建工厂与酒店，他要拜会一群异议者，他们与这个国家似乎充满希望的新情绪格格不入。

这个香港青年叫刘山青。1973年，当他进入香港大学时，他可以走上一条光明之路，成为这个不断跃升的殖民城市的精英。但他选择了一条反叛之路，成为了激进青年的一员，在这个过度资本主义城市，却信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毕业后，他关心的不是个人前途，而是“工人阶级应该当家作主，剥削制度应该废除”，他加入了以托派自居的激进组织“革命马克思主义联盟（革马盟）”，这个组织是传奇人物吴仲贤一手缔造。

不过，一心急于获得稳定与繁荣的香港人，可没兴趣听这些革命理论。这些革命者在本地找不到土壤，而必须把目光转向中国。索性托派的理想从来是国际主义的，他还记得第一次参加“革马盟”的活动时，他们讨论的正是斯里兰卡的斗争。斯里兰卡尚赢得如此关注，中国的变化更是如此。

自从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的异议声音再度兴起，到了1978年末后更为活跃——“四五运动”被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则许诺一个更开放的时代。在北京是围绕着西单民主墙的政治与文学新声，而在武汉、天津、青岛、贵阳、温州甚至安阳，都有相似的声音。这些寻求民主与自由的青年人，大多围绕一份杂志展开活动，北京的《探索》、《四五论坛》、《今天》自不必说，在这些地方城市，也涌现出《追求》、《海浪花》、《钟声》、《民主碑》这一系列民办刊物，它们造就了一种自由气氛、一场零星的民主运动。对于政治与文学，他们的主张与理解或许都浅薄、碎片，却蕴涵着一鼓朝气与热情，它只有在解冻时刻才能出现。

这种新精神也影响到香港的左派，他们在回应这股中国情绪时，感受到力量与意义。刘山青第一次中国经验发生在1979年10月的广州。作为“革马盟”的成员，他前来拜会民间刊物《人民之路》的编辑人员。此刻，民间声音刚兴起、却遭遇寒流。北京的魏京生刚被判处15年的徒刑。这一严厉审判也正印证了魏京生的先知性的判断——给人开明希望的邓小平不过是另一个独裁者，倘若没有作为“第五个现代化”的民主，中国不可能发生真正的变化。这一审判也迅速波及到全国，刘山青发现《人民之路》的编辑人员正陷入低潮，不知是否应该继续杂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