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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宽松才是真王道】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若没有实施定量宽松,长期利率将会上升,货币供应量将会减少。这或许会引发债务通缩,结果将不只是经济停滞。
2012年07月05日 06:32 AM

量化宽松才是真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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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告诉你,自危机爆发以来,英国政府债务总量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增长,其中三分之二是极廉价的不可赎回债券,你会怎么想?英国政府永远不需要赎回这批债务,或者如果它愿意的话,甚至不用付利息,你难道不会松一口气吗?然而,一旦你知道这种廉价债券其实就是货币的话,或许你就会脱口说出“津巴布韦经济学”这个词语吧。

M&G; Investments的埃里克•洛内甘(Eric Lonergan)在FT.com网站上的“经济学家论坛”(Economists' Forum)发布了一则帖子,阐述了以上观点。由于出台了“定量宽松”举措,英国央行(BoE)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自2007年8月以来大约增长了4倍,目前接近3500亿英镑。然而,即便货币基础出现爆炸性增长,广义货币供应指标M4自2010年初以来却收缩了逾6%。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如果还活着,肯定认为这种状况令人深感不安。

通过实施3250亿英镑的定量宽松举措,英国央行将政府债务货币化,把公众手中的债券转化为商业银行中的存款。商业银行相应地在英国央行存放着准备金,目前年息为0.5%。

推行此类举措的理由一直非常充足。如果没有实施定量宽松,长期利率将会上升,货币供应量将会减少。这或许会引发债务通缩。结果将不只是经济停滞,而是会形成致命的下降螺旋,不但产出减少,公共债务的实际成本也会上升。没错,通胀实际上一直高于目标水平。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暂时因素造成的。隐患在于通缩,而非恶性通胀。

对于这样运用政府的货币权力,存在三种反对意见。

第一种反对意见是,它超越了政府的合理界限。我的意见正相反:正常的货币体系才需要维护,在这样的货币体系中,“印钞”被委托给商业银行。当前的货币体系把一项核心公共职能——即创造货币——授予私营且往往不负责任的商业寡头。

如果你想得到体现银行业本性的证据,那就看看巴克莱(Barclays)在提供用于计算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的信息时是如何滥用公众信任的。如今人们丝毫不会感到意外。

在一个基于法定货币(或人造货币)的货币体系中,政府从公众利益出发,保证货币供应。然而,在正常情况下,实际供应是银行放贷活动的副产品。简言之,它是私人运营的印钞机的产品。

然而,这些操作的背后是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一个机构,央行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够保障公众在银行中的存款的“价值”。银行做不到这一点,原因正如许多批评家所指出的,它们是以“部分准备金”的模式在运转——由于定量宽松政策,这个“部分”目前相对有些高。人们为什么要反对央行行使政府的创造货币权力,却不去反对私人利益主体使用这种权力?授予银行的创造货币权力是一种特权。但政府保留着创造货币的权利,这是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在这场危机中,英国央行就采取了这样的正确做法。

第二条反对理由是,此类权力注定会被滥用。这就好比是说,因为电很危险,所以应该禁止用电。同样,法定货币的潜在风险可通过制度设计加以管理。正因为这个缘故,管理货币的工作需要委托给一家独立机构,尽管这家机构在危机中必须与财政当局紧密合作。

第三条反对理由是,非常规货币政策在实施中不是会落个失败的结局(这将引发恶性通胀),就是会导致债务货币化给财政方面带来的好处化为乌有。然而我们有许多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在以后把英国央行目前持有的政府债务出售给公众。这将扭转英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态势,同时增加公众持有的债务。幸运的是,长期而言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同时,英国央行还可以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那些不喜欢银行业“部分准备金制度”的人们应该会欢迎这种结果:它将提高银行的“部分准备金”。一些人将会抱怨这是“金融抑制”。从此次危机来看,多一些抑制似乎是可取的。

重要的是:拥有自由使用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能力——当银行不放贷时——政府就拥有以极低成本借钱的自由。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政府可以放缓财政赤字的削减步伐,直至经济复苏(如果它希望这么做的话),因为它不太需要向公众出售债务。另一个好处是,英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可以被用来支持对经济的放贷(正如现在所计划的那样),或者通过所谓的“直升机撒钱”,进行直接的购买力转移。最后,不管怎样,创造货币的权力终究归属于政府。当私人部门供应趋于减少时(就像现在一样),政府不仅可以、而且应该立即进行干预。

译者/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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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简介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是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为嘉奖他对财经新闻作出的杰出贡献,沃尔夫于2000年荣获大英帝国勋爵位勋章(CBE)。他是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客座研究员,并被授予剑桥大学圣体学院和牛津经济政策研究院(Oxonia)院士,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特约教授。自1999年和2006年以来,他分别担任达沃斯(Davos)每年一度“世界经济论坛”的特邀评委成员和国际传媒委员会的成员。2006年7月他荣获诺丁汉大学文学博士;在同年12月他又荣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科学(经济)博士荣誉教授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