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件事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没有异议，那就是，美国经济的表现令人失望。增长太慢，失业率太高。很大一部分选民倾向于认为，现任总统应该为此负责。令人惊奇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仍有希望胜出。不过，这种状况并不令人意外。早在2009年2月，我就写过一篇专栏文章，开篇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是否已经搞砸了？”我当时的观点是，“如今作为太少比作为太多冒险多了”。奥巴马确实做了一些事，但不够果断。
那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让我们着眼于未来。我认为，有四项经济挑战格外重要，分别是：需求、供给、公平问题和财政偿付能力。
两大阵营的经济学家都承认，私人部门需求不足，但至于原因何在，两派各有各的看法。我的观点与他们都不同之处在于，我认为，私人部门需求不足可能被证明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的。
分部门的收支平衡状况（以部门收入与支出之差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衡量）可以支持这个观点。美国长期以来对外赤字。自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对外赤字略有下降。如果外国对美国出现盈余，美国国内部门肯定会出现赤字。危机爆发后，美国家庭和企业也处于盈余状态。这意味着政府出现赤字。（见图表）
我们能否在不引起衰退的前提下改变这种状况？这并非易事。假设美国对外赤字继续维持在GDP的3%，同时财政赤字降至GDP的3%。则美国私人部门必须达到收支平衡。在2012年第二季度，美国私人部门盈余为GDP的5%。要实现私人部门收支平衡，同时维持需求水平不变，那么家庭支出或企业投资至少有一个必须激增。如果家庭支出激增，则信贷必须激增。如果企业投资激增，则投资占GDP比重必须达到比上世纪90年代股市泡沫时期更高的水平。前一种情况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而后一种情况不太可能实现。
第二个挑战是供给。从长期来看，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不断提高的生产率。美国是全世界生产率最高的大型经济体，因为其开发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是最强的。在这方面，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如我在10月2日的专栏文章中所指出的，生产率的增长似乎正在放缓，尽管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目前的增速还算不错。其次，当今世界，创新与科学的联系如此紧密，因此政府对科学工作的支持十分重要。美国政府在创新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互联网只是一个例子。
第三个挑战是不公平问题。在这方面，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见图表）。显然，自衰退结束以来，美国新增收入中90%都流向了收入最高的1%人群。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所指出，“1979至2007年间，经政府转移支付和联邦税调整后的实际（剔除通胀）平均家庭收入累计增长了62%。同期税后实际家庭收入中值增长了35%”。这两个数字的差距有两个含义。首先，国民整体经济富裕程度并未随GDP同步增长。随GDP同步增长的是收入最高人群。这是显而易见的：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收入之和占总体市场化收入的60%，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之和远高于收入最低的40%人群的收入之和。其次，如果一个孩子成功的机会取决于其父母拥有多少资源，那么，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人力资本越重要，这一点的影响也必将越来越明显。
最后一个问题是财政偿付能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认为，美国已出现失业危机和公共债务问题。我同意这个观点。许多人认为削减财政赤字是当务之急，实际上并非如此，原因有两点。首先，如前文所说，削减财政赤字必将导致需求骤降的风险，紧接着还可能导致规模不下于从前的财政赤字，并且经济活动水平会更低，也就是说，可能导致流动性陷阱。其次，除非经济出现强劲复苏，否则美国国债利率几乎没有大幅上升的风险。但假如经济强劲复苏，随着收入恢复增长、支出下降，大部分财政赤字将被消除。偿付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医疗保障支出，其中医保成本膨胀是主要挑战。
哪位总统候选人看上去对这些问题有更明智的认识？在我看来，奥巴马的认识不够充分，但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观点是在炒小布什(George W. Bush)的剩饭。
奥巴马并不主张进行全面改革，而一场全面改革可能让经济恢复20世纪中期的活力——当时大多数行业都焕发了生机。或许是因为全面改革太难了。但如美国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所说，只要思考一下罗姆尼的建议——用整体税收支出的无差别降低弥补所得税边际税率的降低——你不可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共和党人“将为高收入家庭大幅减税，同时加大中低收入纳税人的税负”。在社会不公迅速加剧之际，这可能导致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恶化。
罗姆尼承诺大幅增加国防支出，这肯定会导致结构性财政赤字大幅增加。事实证明，共和党人对赤字的反对一向更多地停留在理论上，而较少付诸实践。他们在财政方面真正信仰的是减税。从好的方面来看，美国在一段时间内确实需要维持赤字。从不好的方面来看，这些政策更有可能带来短暂的扩张，而非坚实的增长。
共和党人认为，要让经济取得更好的表现，关键是减少监管、降低税率。然而，将税率从35%降至28%，这样的降幅可能不会对整体经济表现产生显著影响。诚然，税收很重要。然而，认为单凭税收就能决定经济表现，这绝对是错误的。
竞选涉及的问题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两位候选人在社会和外交政策方面存在深刻分歧，这是显而易见的。但经济政策的选择也非常重要。美国人面临两个选择：一位候选人没有很大野心；另一位候选人决心以双倍力度推行危机前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罗姆尼就像谋求复辟的波旁家族成员一样，什么都没有学到，也什么都没有忘记。这种“复辟”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也许答案很快会揭晓。
译者/吴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