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为盛洪先生为纪念茅于轼教授《择优分配原理》发表三十周年而作。

很多知道茅于轼教授的人，并不一定知道他有一本经济学专著叫作《择优分配原理》。这本书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本书最早的思想，出现在刊登于1980年第12期的《经济研究》中的一篇题为“择优分配原理简介”的文章中。这篇文章证明，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茅于轼先生独立思考得出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把“边际收益”的概念称为“产投率”，他提出了“统一产投率”概念，指出“相等的产投率对应着最优分配方案”；这与帕累托最优的判别条件，任何人对任两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生产这两种产品的边际转换率，是相同的。看一看这一期《经济研究》的目录，其中大部分文章是讨论如何改进计划经济的，我们就知道，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这篇文章以及后来的专著《择优分配原理》对中国经济学的意义。

茅于轼教授是从工程师转变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他的数学很好，这从《择优分配原理》干净漂亮的数学推导中可以看到。但这一背景也可能会使他误入歧途，走上构造主义和社会工程学的道路，即认为个别精英可以人为地设计和制造一个社会。在原计划经济国家中出来的经济学家也很容易犯此类错误。如奥斯卡·兰格教授。他承认边际成本应该等于边际收益的公式，但认为可由计划者通过试错来规定价格；他幻想着用计算机替代市场。

同样运用数学推导，茅于轼教授最终走向了市场经济。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有两种不同的对待数学的态度。一种是唯理主义的态度，一种是人文主义的态度。前者认为只有中央计划当局或经济学家才有理性，甚至是无限理性，可以随时全面地看到N个企业生产M个产品的各个边际收益是多少，然后迅速进行调整。而后者不这么认为，他们不相信一个计划者或经济学家可以动态地把握边际收益导数是多少，它们是否相等，所以不可能及时调整。

茅于轼先生在得出“择优分配原理”后，第二步思考的自然是如何实现这一原理。他在写“择优分配原理简介”时，还把搜集各部门甚至产品的边际收益信息并进行相应调整的责任寄托在计划者身上；他说，“如果我们能建立一个很完整和快捷的信息系统，它能够随时指示出各种资源、人力、土地、资金等对各部门的产投率，并能作出比较，选择出需求最迫切的部门，就能提供我们作出正确决定的依据，使得每项措施和每个人的努力都能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发挥作用。”显然，这里的主语还是指计划者。

但到了《择优分配原理》成书后，作者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一问题，即众多分散的经济个体可以直接感受边际效用或边际收益，并对不同产品的边际效用是否相等进行判断，并随时作出调整。茅于轼先生在书中指出，家庭主妇“很清楚，最优的生活安排应使每元钱所增加的边际效用均相等。”（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100页）同理，在进行生产时，企业家也完全清楚，怎样将各种资源配置到边际收益相等的那一状态，以追求最多的回报。问题变得很简单，判断成千上万种产品的边际收益是否相等，以及在不相等时进行调整的艰巨任务，是在众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的过程中自动完成的。不再需要高瞻远瞩和明察秋毫的伟人，或能求解高度复杂数学方程的学者，以及计算机所代表的强大的计算能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