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时，微博上有一张照片流传甚广，照片中的莫言、张艺谋、姜文三个男人精赤着上半身，唯一一个女人巩俐乖巧地站在一侧。众多转发和评论中，大致如此假想，“如果拍照时来一老道，说，你，将来拿戛纳奖，你，将来拿威尼斯奖，你拿柏林奖，至于你，诺贝尔文学奖。估计谁都会以为是天方夜谭吧！“照片拍摄于1988年，那时候的张艺谋执导他的处女作《红高粱》，他付给莫言的版权费是800元人民币，莫言喜出望外，认为自己发了大财。

《红高粱》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更是中国电影的里程碑式作品。和如今对这部电影的普遍赞同相反的是，《红高粱》为当代中国电影拿下第一座世界级奖杯时，国内几乎也是困惑咒骂一片，这一点也许对于今日的莫言是一种很好的参考。最普遍的说法是看不懂。《红高粱》一反前三十年电影的宏大叙事模式，用“我”这个第三人称讲述了关于我奶奶和我爷爷的一段传奇。正是这种讲述角度的变换，使得影片具有了个性化讲述，甚至魔幻表达的可能。才华横溢并胆气正旺的张艺谋将这段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用颠轿、高粱地野合、酒神曲等极致的视听符号，令原著中富含的强烈的生殖欲望、茂盛的生命力展现的淋漓尽致。影片如同加上了滤色镜，只留下了激情的红，厚重的黄，这种色彩的运用可以看做是张艺谋对莫言小说中土地与女性母题的抽象视觉提炼。后来被视为以张艺谋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电影征战海外的基本战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第二种论断则是张艺谋贩卖中国的乡土、愚昧、丑陋向西方献媚，换取自己登堂入室的门票。这种论断当时颇具影响力，并不比莫言此次获奖伴随的政治正确的拷问来得弱。作为当代中国“寻根文学”的代表之一，莫言等一批作家始终在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标志。必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类似于高密东北乡）来证明他们存在于世界文坛的意义。这与经历了知青生活，上山下乡、在最后一分钟考入电影学院，急于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张艺谋的焦虑彻底相通。

他们都有农村生活的特殊经历,注意，他们并非土生土长的农民，这种被放逐，并不得不浸润到农村生活中，在民间传统文化中获取挣扎向上的力量的能力绝对是中国独有的经验。而当时，乡土的价值已被拉美作家证实为一种可靠的沟通途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关于古老文化的神秘描述 ,川端康成独具东方美学价值的现代小说，让很多年轻作者看到了非英语文学走向世界的可能，“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被张艺谋反复阐释的论述恰是“寻根文学”的立论，同时折射出民族与世界沟通对话的迫切性。中国的这批训练有素的作者（包括文学、艺术、电影等等），在土地、农民、被遮蔽的历史中，用各自现代化的手段含蓄地表达着中国逐渐觉醒的现代意识。

一方面是寻根，回溯，一方面是叛逆，前行，正是这种交织的复杂力量使得《红高粱》震撼影坛，让人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崭新面貌，成为划时代的经典。有时候，历史就是这么奇妙，后来张艺谋改编苏童的《妻妾成群》为《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余华的同名小说《活着》，都是极其重要的作品。莫言领先苏童、余华等国内同样呼声极高的小说家问鼎诺贝尔。很难说，《红高粱》转化为视觉语言，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划时代作品在大银幕上的传播学意义到底起了多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