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在中国有派发红包利是的传统，尤其对于新一届中央政府而言，不少地方政府是或有此盘算。不过如果指望新一轮放松就此到来，那么如意算盘可能会落空，至少目前迹象显示对地方融资正在收紧。

日前，中国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规违法融资行为的通知》（下称463号文），要求地方政府停止融资中的违规集资、回购、担保等行为，而且细化了地方政府合法合规注资融资平台的操作，使得以往地方政府通过注入公益性资产、土地来包装融资平台的做法受阻。

这并非地方融资平台第一次收紧风声，事实上也成为数月来乃至近些年以来中国监管层对于地方融资收紧的举措后续。463号文的出台，不仅使得以往地方融资平台中很多技巧难以为继，也使得融资平台的资产要求以及渠道成本面临提高可能。譬如，文件明确要求不得将政府办公楼、学校、医院、公园等公益性资产作为资本注入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将土地注入融资平台公司必须经过法定的出让或划拨程序，不得将储备土地作为资产注入融资平台公司。

回看地方融资的兴起，可谓近些年中国地方竞争模式的典型变异。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资金的竞争。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对等，迫使地方政府不断使用金融创新筹集资金。对其而言，能够利用的最大资产，是土地，那么如何将其效用最大化么？

于是乎，城投平台公司这一堪称地方政府的天才发明应运而生，悄然为地方政府插上了融资的双翼：这意味着除了土地出让金之外，还可以以土地经营的思路来进行杠杆式运作。

这个意义上讲，地方融资平台可谓中国式创新的绝佳案例。以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离不开金钱支撑，而地方融资平台往往就成为当地政府的“现金奶牛”：这些平台往往由地方政府设立，通过划拨土地、规费等资产，迅速翻新打包出一个符合财务要求的公司，配合各类财政补贴以及银行借贷，将融资所得用于各类地方项目——这一模式不仅使得地方政府有了大快干上的充沛现金，事实上也使得各个地方政府变得越来越来像一家公司。

“四万亿”之后，各个地方融资平台风生水起，迄今虽然几经整顿，却经久弥新。根据审计署数据，截止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中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10.72万亿人民币。

其中，融资平台公司政府性债务余额为4.97万亿元，占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46.38%，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52.25%，加上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后为70.45%,其中共有融资平台公司6576家，其中有148家存在逾期债务80.04亿元人民币，债务逾期率平均为16.26%。如果考虑乡村一级债务等因素，市场估算，中国的政府债务保守估计在GDP的70%以上，而各类平台公司应该超过一万家。

地方平台突飞猛进的背后，也伴随着城投债等产品的高歌猛进。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统计，2012年全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城投类债券（不包括定向工具）累计达到6368亿元，同比增长148%；占银行间市场当年发行总量的比例达11%，较上年同期上升7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