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表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与此相呼应，去年12月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改革要有“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这让人期待，重启改革的征程能迈出重要一步。

但中国改革从来都是“知易行难”。这让我想起了最近的两个改革方案的难产。

（一）去年10月，国务院下令在元旦之前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然而迄今仍未出台。自从2004年启动这一计划以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错过最后期限了。方案至少已经六易其稿。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祁京梅说，该方案八年以来面临的是同一个障碍：国有企业的反对。

（二）2011年下半年，温州爆发金融危机。去年3月28日，国务院批准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温州金改”吊足了媒体的胃口，但改革方案却一直难产。去年7月底温州金融办称，温州金改细则按照计划会在8月公布。但直到11月23日，《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才艰难问世。而且令人失望的是，从方案内容来看，温州金融危机的压力并没有倒逼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改革突破。

改革进展迟滞，已非偶然现象。近年来，改革进度不仅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更落后于民众期望与社会压力的积累，突出表现在：（1）政府职能转变进展缓慢。虽然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政府主要职能要从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涉足不断深入，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奇特局面。(2）国企改革不进反退。尽管中央决议提出国企要退出竞争性领域，但在利益的驱使下，国企介入PE、房地产等各类竞争性领域渐成常态，国资委要求央企退出房地产的政策也被高高挂起。（3）政府部门不断扩权，压制市场创新空间。结果是，改革出现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局面。

何以至此？特殊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是关键原因。对此，中国社会其实已有共识。2012年11月，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强调：“改革目前已进入攻坚区、深水区，下一步的改革，不仅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更多方面的改革是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2012年12月习近平在深圳表示：“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其实，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的存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常态，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即使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相当完善的美国，利益集团的游说也是无处不在，甚至出现了“K街”这样的职业游说行业。例如：美国次贷危机中，华尔街的金融高管可谓是罪魁祸首，但是在其强大的游说能力之下，奥巴马惩治华尔街的金融改革法案被不断“完善”，惩治效力大打折扣。最终满腹怨气的民众走上街头，发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在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格局下，政府官员充分尝到了权力的甜头，政府部门成为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寻租甚至“设租”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也是腐败难以遏制的体制性根源。但同时，政府部门又是改革方案的制订者。于是改革陷入了“政府部门自己改革自己”的悖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用高西庆的话说只能指望“灵魂深处的革命”。对此，我们不能讳疾忌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