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全球化对经济的拉动力趋弱

按照IMF数据测算，2002-2011年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由5%升至11%，期间全球的出口总额由8万亿美元升至22.3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1%；同期中国年出口额则由4千亿美元升至2.5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更是高达19%。但从10年间，中国出口额的年实际增速变化来看，今后仍寄希望于两位数的出口增速已不太现实。（预计2012年净出口对于GDP增速拉动为0，而在2007年，净出口的拉动为2.6%）

上周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出口年同比增速仅为7.9%，其中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增速分别由上年的14.5%、14.4%回落至8.4%和-6.2%，而欧洲和美国在中国出口额中的比重合计约占4成左右，可见，受危机冲击，欧美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度将很难恢复如前，加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还将会对中国的外贸雪上加霜。（据世贸组织测算，保护主义政策导致一年的全球贸易额萎缩6500亿美元，占年贸易总额的3.5%）

第三，政府刚性支出得到强化

上述客观上的两个趋弱构成了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内涵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同时政府作为经济社会的管制者，主观上仍然需要经济增速的保持，那么相形之下，中国政府的支出刚性就将会得到强化，尤其是承载着众多实际经济职能的地方政府，更是如此。但是目前政府的收入结构则对其职能的履行形成一定制约，例如截至2011年，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中有5成左右的资金来源于非财政渠道。

即将履新的新一届政府已经明确“城镇化是中国最大内需潜力之所在”，而在土地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之前，农业的大规模生产经营模式不能马上付诸实施，相应粮食供给的稳定已制约了新增劳动力的补充能力，同时目前还有超过2亿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的农民工，未来城镇化能否继续顺利推进，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安置横跨城乡之间的这2亿多人，使之在向城镇化和工业化提供劳动力的同时，也能享受与有城市户口居民的同等经济待遇。

笔者的测算结果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杠杆率分别为245%、300%和58%，从2007年算起的4年间，政府杠杆率提升了3%，企业杠杆率提升了50%，居民杠杆率提升了17%。而在经济运行由高速向低速调整期内，实体经济的未来现金流难以出现明显的增加，反而会不时因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影响而恶化，因此，在此期间，实体经济对政府的减税诉求也相对较高。

在上述两个要求下，需要政府一方面通过降低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来给予实体经济的支持，同时还要进一步扩张其提供公共服务深度和广度，来满足不断增加的市民需求（包括数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因此，未来政府的支出刚性只会得到强化，相应债务收入就自然成为政府重要资金来源。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作出的一个判断是，未来中国经济中期调整将沿着“Double—D”的路径：第一个“D”是指前期城镇化和全球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趋弱，导致经济的降速，即Decelerate；第二个“D”是指经济结构调整对政府支出的刚性要求和政府对其经济福利占有的让渡共同作用下的，政府债务的增加，即De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