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昨日亦发表《“小夫妻代购火车票”违法吗？》，并获新浪凤凰同步重点推荐：“这对小夫妻为农民工网购车票，不仅没有‘扰乱市场秩序’，在客观上还减缓了售票窗口压力，这种行为值得鼓励，何谈违法……虽然法律将获利‘2000元’作为罪与非罪的临界点，但前提必须是通过‘非法’的手段获利，而不是在合理范围内收取适当费用的民事行为。”

与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火车票代购服务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思路相同，作者朱巍也就此呼吁改变铁路售票垄断现状、运用市场机制化解购票难题，比如开放更多电商平台以及增设民间代售点。

此外还有基于法规条文的釜底抽薪：“现在火车票均是实名，代购不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倒卖’一说也无从谈起……需要执法者在适用法律时，额外考虑这些新变化。”

犹嫌不足，这家北京媒体今天再刊《打击票贩子须区分“倒卖”与“代购”》，复述理由。

不仅认为“被刑拘实在值得商榷”、“‘倒卖’太牵强”，腾讯专题追根溯源，强调“‘代网购’的兴起源于‘网购优先’对农民工的不利”，并抨击“当前的铁路改革有嫌贫爱富、弱化公益的趋势”：“盲目追求‘彻夜排队不见了’，追求春运舒适性却容易歪解现阶段真正的公益性；‘代网购’正是在弥补铁路公益性的缺失，刑拘是在断农民工自助的路子。”

不过，新浪昨天也已经同步展示了来自法制日报的分析，即《专营的火车票不能随意代购》。作者并不认同那些高呼“规定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喊冤者：“在我国现阶段，特别是在春运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火车票当然是属于未经许可不能经营的专营商品……加价倒卖火车票肯定是违法的。”

表示愿意相信这对小夫妻是“犯错”而不是“犯罪”，但这份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更要法不容情：“与‘黄牛’们相比，这对小夫妻当然‘仁慈’得多，但这种‘仁慈’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性质，只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有人把这种情况归结为法理与情理的冲突，但事实上，这不是。这是法律的普遍性与问题的个别性之间的冲突，法律从来只规定普遍的问题，而不可能照顾到每个具体的问题……那些指责法律规定的人不如先把法律搞清楚。”

回到南粤，广州日报愿意承认“没有理由指责警方的执法行为”，但仍要以“有偿代购车票”代替“倒卖”的定义，由作者呼吁放其一条生路；南方都市报亦提供“倒卖车票罪能否增加单张票加价标准”的建议，试图再为这对小夫妻找出春节返乡路。

佛山日报的连续报道更是在昨天下午得获门户推荐。“不公道”——介绍了@薛蛮子等名人对小夫妻的声援后，这份当地媒体亦将视角投向“完善售票服务”，比如北大教授吴必虎即言：“火车票代理是一种服务，并无政府定价的必要，但铁道部紧抓不放。订票服务因地租、人力资源价格不同，全国统一5元的标准其实是违反价值规律。”

然而，佛山日报也展示了同意处罚者的理由：“网友们有没有想过？量到质是一个演变过程，目前法律界定加收服务费超过5元属违法，票面价值超5000是犯罪，那加收10元、票面价值达三万多元的小夫妻就已构成犯罪行为”；“针对网友质疑我市正规火车票代售点太少，无法满足外来工就近购票的观点，铁路公安表示，目前我市有代售点80余个，各镇街至少有一个，其中禅城大江代售点只离涉案票点约2公里。”

与此同时，新华社此时还带来了警官的另一个担心：“农民工需要提前把身份证和车票给代买人，过了几天之后再去取票和身份证。在这几天中身份证被拿去干了什么农民工自己并不知道，而且如果发生代买人卷走身份证和购票款的事情，最终后果都是农民工自己承担。”

以“代刷代买”相称小夫妻这类行为，这篇报道也要强调“民工购票渠道仍有待进一步畅顺”，并转达基层管理人员建议：“是否存在可能性，将这些‘代买点’纳入火车票售票系统……登记在案后认可公开提供‘代刷票’‘代订票’业务的资格……不能收取身份证并代为取票，由农民工拿到订票的流水号之后自行到车站取票。”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