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五年中，花旗集团(Citigroup)也许不是一个好的投资选择。但这家美国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吸取了一条宝贵教训：一家规模庞大、业务复杂的金融机构的老板应对其董事会负责，而不是反过来。

由新任董事长迈克•奥尼尔(Mike O’Neill)领导的花旗董事会本周是否曾要求首席执行官潘伟迪(Vikram Pandit)走人，目前还不得而知。自潘伟迪昨日突然离职以来，当事双方都选择用外交辞令打马虎眼。不过，花旗董事会的确有充足理由让潘伟迪离开。

2007年，潘伟迪就任花旗首席执行官时，等待他的是一个烂摊子。但即便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潘伟迪也没有做出多少业绩。确实，潘伟迪清理了一些危险的资产负债表项目，这些项目是隐藏的定时炸弹。但花旗股价在其任内跌幅超过90%，除美国国际集团(AIG)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一家美国金融企业的股票表现如此糟糕。与此同时，潘伟迪与监管机构以及公司股东的关系一直让人担忧。监管当局今年早些时候否决了花旗8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潘伟迪本人去年一年的薪酬方案（共计1500万美元）也遭到了公司股东的否决。

当然，良好治理本身并不能保证公司在财务方面表现优异。作为一名商业银行家，潘伟迪的继任者迈克尔•科尔巴(Michael Corbat)熟悉基本业务，看上去或许更让人放心。但他也不是一定能做得更好。

但不管怎样，董事会严格监督公司经营这一原则是合理的。如果说金融危机带来了任何益处，那就是，危机暴露出了“CEO皇帝”(imperial CEO)模式的缺陷。许多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最为惨重的金融机构，例如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和花旗，都存在这样的情况：首席执行官们的权力过大，音乐响起时，他们舞动得过于起劲。这种情况导致这些金融机构的其他问题恶化。可以说，在风险较高的业务收缩期，银行同样非常需要严格的公司治理，因为银行董事会必须协调各方（焦虑的监管机构、政界以及股东）的利益。

虽然花旗似乎已经吸取了教训，但并非所有与其竞争的美国大型金融机构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大通(JPMorgan)仍然牢牢掌握在各自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分别是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和杰米•戴蒙(Jamie Dimon)——手中。虽然这几家银行的情况远好于花旗，但投资者仍应对权力不受约束的管理层保持警惕。哪怕是再有本事的老板，也可能被意外损失打个措手不及，正如戴蒙今年早些时候的遭遇。

潘伟迪或许失过手，但其他老板同样有可能犯错。他们的雇主可以从花旗的权力制衡机制中获益。

译者/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