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众家研究机构对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展望，大体上8%左右的经济增速预期被大家所共识，同时近期高频数据也显示中国经济增速在经历连续7个季度减速后，会于2012年4季度止住下跌态势，初步估计4季度GDP单季同比增速就会回升至8%左右。

但是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由于经济增长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指出“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所以即便2013年经济增速最终如期达到了8%左右，但经济的短期短暂反弹并不能改变经济中期调整的轨迹。

笔者曾在《中国经济转型下的债路选择》中指出“按照中国经济既有的‘4-8’定律，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翻一番’目标可能将于2017年提前完成”，但自2012年11月十八大会议之后，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已经明确表态“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而且十八大设定的“翻一番”目标的时间纬度是10年，即从2013年开始到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速只需6%-7%左右即可。而笔者认为，由于维系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的“双红利”因素（内部城镇化和外部全球化）已经由前期集中释放阶段向拐点期的边际衰减转变，而此种经济内涵的变化是主导未来中国经济中期运行的核心环节，所以2013年经济增速即便是达到了8%上下，笔者认为此种恢复更多源于短期性因素，例如库存周期因素，相应如何区分短期增长惯性和中期调整就成为当下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点。

首先，城镇化对经济的拉动力趋弱

过去10年间（2002--2011），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为10.6%，同期中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3.6%（由2001年的37.66%提升至2011年的51.27%，平均每年提升1.4%），过去10年间，常住城镇人口累积新增2.1亿人（剔除人口自然增长的2200万和4000万大学毕业生，约有1.4亿人由乡村流向城市，平均每年新增约1400万），笔者测算的结果是，过去10年，城镇化率平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相应对GDP的平均增速拉动0.6个百分点。

而伴随中国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中国只用了17年就实现城镇化率由30%升至50%，美国用了40年、法国用了70年、日本也用了22年），前期建立在劳动力流动基础上的低人力成本模式已经趋于逆转的临界点（刘易斯拐点），那么未来继续寄希望于农业领域向外转移劳动力已不太现实。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已由10年前的3.66亿人降至2.66亿人，如果考虑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所谓“386159”部队，即农村中的妇女、少年、老年劳动力），可能情况更为严重；另外过去10年中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4%，由2002年的82.49%降至2011年的78.39%，其中农业领域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主要因素（10年间下降了12.17%）；在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同时，已进入城市的劳动力还要面临子女入学、医疗养老等问题，因此，劳动力成本趋势性上升在未来是可见的，相应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则大不如前，例如2011年，虽然中国城镇化率较上年提高了1.32%，但对当年9.3%增长的GDP的拉动度已经降至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