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去年12月当选日本首相，可能标志着日本政府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

自1868年走出国际上的孤立状态后，日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它影响国际事务与理念的能力之大，与它自身的规模与地理位置很不成比例。20世纪60-70年代日本跨国企业突然崛起，并在20世纪80年年代成为全球业界领导者，就是这方面一个例子。

将近30年前我在美国读商学院时，我和同学就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日本的管理体制。这套管理体制所依据的哲学，是日本人从美国统计学与管理学大师德明（J.W. Deming）那里学来的。生于1900年的德明是一位学者，他认为企业应该集中关注质量、组织协调性与长期性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德明被忽视，但在刚刚经历战争劫难的日本，人们却愿意倾听他的声音。从德明的组织构造与管理理论中，日本人发现了一条恢复本国荣耀与全球地位的途径。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产品，尤其是消费性电子产品和汽车，就已经大举攻入西方市场。十年之后，日本资本又大量涌入，购买西方的著名资产，如荷兰画家梵高的名画与伦敦、巴黎和纽约的地标性建筑。日本人再次依靠其集体意志与民族荣誉感，发挥了远大于其人口规模的全球影响力。

不过，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重新崛起为全球主导性工业国的进程，并没有伴随着金融系统的现代化，也没有伴随对外国间接与直接投资的开放。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升值，导致日本经济失衡，加剧了日本的金融泡沫。1990年泡沫破裂后，日本再次成为西方的“教材”，不过这一次是“反面教材”，代表着经济停滞不前又束手无措、在债务陷阱中无法自拔的窘境。

但是，即使是在20年的经济停滞之后，今天的日本仍是东北亚、甚至全球极其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大国，这是因为它和美国的亲密关系，以及仍居世界第三的经济总量。没有人可以忽视日本，尤其是目前正陷入对日关系泥潭之中的中国。一方面，中国崇拜日本的经济成就，中日经贸是两国增长与繁荣的重要来源。但另一方面，日本不细心照顾中国对日本二战行径的沉痛感受，这一点继续毒化着中日关系，让钓鱼岛争端的解决难比登天。

从这样的背景来看，安倍晋三继任日本首相之所以对中国和世界来说很重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安倍晋三的竞选纲领之一就是对中国强硬，这很好地迎合了一个充满自豪感但人口较少、发展又比中国慢、在一千多年里又曾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民族的情绪，赢得了选票。安倍晋三的竞选措辞会演变为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吗？还是说，他也可能像在2006年一样，体现出务实的一面？当年他就把中国作为当选首相后出访的第一站。但不论是哪种情况，中日之间就钓鱼岛问题达成某种协议都非常重要——即使是纯粹姿态性的协议。

但安倍晋三成为日本首相之所以重要的第二个原因，甚至比影响钓鱼岛争端和中日关系这个原因还要大，那就是：安倍希望结束日本的通货紧缩状态，而他为此而采取的政策如果成功，将会给整个东北亚甚至其他地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安倍晋三的竞选纲领之一，而现在他似乎已决心将其付诸实施。而且他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支持。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日本恢复经济快速增长的唯一途径是让物价温和上涨，这将鼓励日本家庭和企业开支而不是储蓄。